《生命里》用纪录片诠释“临终关怀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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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生命里》是一部死亡纪录片。它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“临终关怀”。影片分为三集,记得、陪伴、心愿,每一集三十几分钟,加起来就像一部电影的长度。

《生命里》用6000多小时的拍摄镜头,记录了四十多位进入“舒缓疗护区”的癌症病人故事。

《生命里》并没有讲述太多沉痛的故事,而是以一种轻松、平常的语调讲述着临终者的特殊故事。

故事的拍摄地点是上海临汾社区服务中心。

在我们国家对死亡还是比较忌讳的,大家都不愿意提及“死”这个字眼。说到“临终关怀”大家也非常陌生,人人都希望“优生”,但极少有人关注“优死”。

所有拍摄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。

导演吴海鹰历经三年的努力,克服各种困难,终于将影片呈现在观众的面前,让大众对“临终关怀”有了更多的认识。

在社区服务中心的“舒缓疗护区”里的老人大多数是癌症病人,他们的生命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光。为了能够有尊严地死去,他们选择进入“舒缓区”。一开始的拍摄,家属非常质疑和反对,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家人暴露在摄像机的镜头下。他们担心这种行为仅仅是为了盈利,博观众的眼球。

作为拍摄人员,从病患者的角度思考,他们也能够理解大家的疑虑和不安。于是,他们尝试放下摄像机,尽量以聊天的方式进行沟通。聊着聊着,大家慢慢打消了疑虑,慢慢开始接受拍摄,也习惯将自己放在摄像机的镜头里,他们也希望自己的身影可以为大众带来帮助,改变大家对“死”的看法。

曾经有一位临终者是十分排斥这种行为的,但忽然有一天他不能起床了,只能瘫痪在床上。那一刻,他感觉自己非常愿意让自己最后的时光呈现在镜头里。他找来导演,在摄像机面前说下了这些话:他希望自己死后的葬礼一切从简,他不希望自己死后还给儿女增添麻烦,他说现在的墓地非常昂贵,如果可能希望儿女将自己海葬。

后来的拍摄变得更加顺利。即使顺利影片也没有使用更多的镜头摇拉和移动,更多地是采用固定机位拍摄,因为他们害怕影响病人的情绪,不能真实反映他们的心理状态。

拍摄中,一位临终的老人,要求家人拿来自己的照片,他主动选择自己的遗像并挂在床头。68岁的鲁胜兰老人是一位乳腺癌患者,在病房里跟大家“唠嗑”,非常开心,还说起自己年轻时的往事,怀念新疆的哈密瓜。还有一位是在工厂工作的老爷爷,他怀念食堂小菜的味道。

在这里,大家看淡了死亡,更多地是对生命的回忆和满足,记得的都是开心快乐的过往。纪录片充满着温暖的味道,没有丝毫惨烈的氛围,以温馨的视角讲述着睡前小故事。

纪录片想要传达的主题是让大家重视“临终关怀”,让中国形成“临终关怀”的社会氛围。让日益老龄化的中国,充满对临终老人的关爱,帮助他们疗愈痛苦。

这些临终的癌症患者他们不害怕死亡,他们也从不在意自己死后的所有事情,他们更加恐惧的是自己听力的丧失、头发掉光、记忆丧失等改变了他们原本习惯的生活方式。

更多的老人在死亡之前都会有自己未了的心愿,作为“舒缓区”的工作人员,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完成心愿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朱慧芳老人就有自己的临终前最大的心愿,她希望能够见到自己十几年未见的大女儿,当时因为家庭变故,大女儿离开了家。但遗憾还是有的,朱慧芳老人直至死亡也没见到自己的女儿,虽然工作人员也多方打听,最终还是没有结果。

还有一位老人的愿望是去自己年少时的家乡嘉兴去看看,她希望看看故乡的溪水,看看故乡的土地和风景。老人的儿子为了实现她的愿望,自己拿起了相机,到母亲的故乡嘉兴拍摄了照片,帮助母亲完成了多年的心愿。

在这里,“舒缓疗护区”的工作人员就像“生命的摆渡人”一样,将病人们“摆渡”到另一方国土。这里每年都有差不多二百人经过“摆渡”离开,他们平静、安详、有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现在,有很多青年志愿者也加入了“摆渡人”的行列,他们大部分是来自高校的学生,也有一些“社会工作者”。他们为这个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,给病人们带来了阳光和欢乐,更带来了青春和活力。

他们更多以自己的方式与病人进行交流,他们会拿起手机与病人一起拍照,给病人的家属打电话或者视频聊天,让病人在最后的时光中有家人的陪伴。他们还会唱歌,他们也会给病人讲述电影的故事情节,他们以自己的经历为病人带去快乐和温暖。

他们会热情地拥抱病人,不会因为病人的病而带有“有色眼镜”看他们,他们会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关心病人。希望能有更多年轻的力量加入“临终关怀”的队伍。

死亡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,是我们人生轨迹中的重要一笔,没有“它”,人生很难圆满。虽然现在大家对“舒缓疗护区”还存在不同的声音,但是相信不久的将来大家都会重视“临终关怀”。

因为生命这首诗,尽管有长有短,却必须在“死亡”这个句号画上后,才会成为完整的诗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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